日月经天，江河行地。

这八个字，马克思、恩格斯担得起!他们的任何一部著作，都虹霓吐颖，议论英发;哪怕是一个小小观点，也剔肤见骨，言同勒石。这些，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学习。

除了作品，他们追求真理不囿私谊的勇气，也令人瞻望咨嗟，首肯心折。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这部“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里，就充分体现了他们巨大的理论创新特质：从黑格尔出发，又从黑格尔脱离，经过费尔巴哈，再和费尔巴哈诀别，最后磨砥刻厉，抵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崇山峻岭。

故，当学界克制地评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地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而建立起来”时，我更乐意从朴素的观感直截了当：他们秉持“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之态度，从此岸出发，在彼岸芳华，始终只青睐“规律和真理”这把钥匙——他们“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是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再光焰万丈，也都不是天生的唯物主义者，都饱经洗濯磨淬，月锻季炼。有过师承，受过熏陶，甚至还当过“粉丝”，但他们深惟重虑，据水断桥，最终打开了真理的大门。

青年到来的时候，他们首先遇见了黑格尔学派。那时的黑格尔，简直是过化存神、风行草偃。马克思恩格斯热诚投入了黑格尔哲学的怀抱，属于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1836年到柏林大学法律系学习，不久就“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结识了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并很快成为该派博士俱乐部的积极分子。恩格斯1841年在柏林服兵役时，就同俱乐部成员来往密切，而且此前已受黑格尔学生的影响，深入研究过黑格尔的著作……。正因为如此，他们对黑格尔的认知才深切著明，剖析才充类至尽，发言权才绰有余裕。

马克思、恩格斯从没有掩饰过对黑格尔的葵藿之心。马克思分风劈流：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里不遗寸长：黑格尔“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各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的确，他们都十分赞同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在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神秘外壳中包含着的辩证法学说，即关于永恒发展过程的思想。恩格斯明确指出：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在认识领域，“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社会历史领域，“人类社会处于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简言之，黑格尔告诉世人：无论人的认识还是社会历史的发展，都是一个无限的由低级到高级的上升前进的过程。黑格尔的辩证法，窈窈冥冥，无疑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

对常人而言，“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但伟人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丝毫没有回避、弱化对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批判——黑格尔保守地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之前，存在着一种“绝对精神”或“绝对观念”，他力图构造这个“绝对真理体系”，但这显然是和他的辩证方法相矛盾的。对此，恩格斯大马金刀：“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是奥林波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摆脱德国庸人的习气”。

为了“十字打开”，恩格斯具体剖析了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恩格斯从三个层面解剖：第一，现存不等于现实。在黑格尔看来:“现实性这种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根据这个观点，一切现存的东西，如果丧失了自己的必然性，就丧失了自己存在的权利，就应当让位给新生事物。第二，现实的东西也不会永远都是现实的。黑格尔讲的“现实”，不是一成不变的，都在发展变化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现实的东西就会失去必然性，变成不现实的东西。而一种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取而代之。第三，由上述来推论，“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就演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也就是说，“现实合理”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了——你看，这多么的鬻矛誉盾!

疱丁解牛，批判地继承!恩格斯进一步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点，划清了三个界限: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运动，这和形而上学划清了界限;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这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这和相对主义划清了界限。恩格斯直抒胸臆：要把“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

再往前走，马克思恩格斯又“邂逅”了费尔巴哈。很快，他们感受到费尔巴哈的强大影响力，又成了费尔巴哈的信奉者。1842年到1844年，他们吸取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观点，着力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在马克思当时的著作中，有明显的对费尔巴哈的乡风慕义，甚至还有费尔巴哈哲学的某些痕迹。但他们并没有踟蹰不前，而是在革命的斗争实践中，不断冲破费尔巴哈哲学的局限性，祖述有自。1845年，他们共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正所谓：大河奔流，逢礁破浪，遇水扩容，九曲而归海!

说到费尔巴哈，真是著述等身，泛浩摩苍。他最突出的贡献，要而言之，大概有三：第一，批判了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破除了魔法，并无情揭露了宗教的神秘外衣——人的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自己的本质的虚幻反映，“是人的镜子”、“是一个彻头彻尾属人的本质”。第二，他认为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是我们人类赖以生长的基础，自然界和人以外一无所有。物质的、可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世界。第三，他强调意识是物质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脑的属性。恩格斯兴奋地写道：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

历史有时候很会捉弄人，像费尔巴哈这样的哲学天才——恩格斯明确说过“唯有费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偏偏长期生活在穷乡僻壤，孤陋寡闻。这让他几乎不了解外面火热的斗争形势和日新月异的科学发展，“根本不懂政治、不参加政治斗争，政治对他来说，仍是一个未知的地带”，所以仍未能克服18世纪唯物主义的三个局限：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唯心史观。恩格斯目营心匠，析微察异，很快便开足火力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首先，在宗教问题上，费尔巴哈无意废除宗教，而是希望把宗教完善化，把哲学本身融入宗教中。他把宗教和人的感情混为一谈，并夸大宗教的作用，把全部人类历史说成是宗教变迁史。按照他的看法，两性之间的关系甚至也是宗教的表现形式。恩格斯条分缕析：“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这是与人类共存亡的社会现象。而宗教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文化的高度发展以及阶级的彻底消灭而最终被消灭。所以，把这二者混为一谈是秕言谬说。恩格斯进一步析毫剖芒：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不是宗教变迁决定历史发展，而是历史发展决定宗教变迁。恩格斯再绳愆纠谬：费尔巴哈宗教观的危害在于，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把纯粹的人类感情关系尊崇为宗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反动的，只能模糊“对历史上的重大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恩格斯不无戏谑地写道：现在我们已经离开费尔巴哈多么远了，他那赞美新的爱的宗教的“最美丽的篇章”现在已经不值一读了。

其次，在伦理学问题上，费尔巴哈认为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来就有的，是人人应享有的平等权利。恩格斯则高标卓识：人虽然有追求幸福的欲望，但是必须具备满足这些欲望的工具和手段。同时，追求幸福的欲望会受到行为的自然后果和社会后果的双重矫正。因此一切道德原则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断变化的，那种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的永恒道德原则根本不存在。而且，在阶级社会中，每个阶级、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道德，道德具有阶级性。于是，恩格斯诙谐地写道：“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都陶醉在和解中了!”

由上述可见，费尔巴哈在唯物主义道路上半途而废，虽然自然观是唯物主义的，但社会历史观仍滞留于唯心主义，可以说“恢复唯物主义权威有功，不问政治轻视经济有错”。恩格斯更入木三分：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工人运动的经验，吸收了19世纪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在批判地继承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创立了闳中肆外、富铄万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恩格斯讲得十分清楚：就是“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坦白说，就是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要把它彻底地运用到一切领域。

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唯物主义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等等，内容繁复，泓涵演迤，后人解读很容易以蠡挹海。这里不惴冒昧，只简略谈下唯物主义辩证法，而更侧重描述历史唯物主义——列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维中的最大成果”，其产生是哲学发展的真正革命。

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把黑格尔本末倒置的辩证法再颠倒过来，“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作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作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它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具体说，一，客观世界不是彼此孤立和一成不变的事物的简单的堆积，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过程的统一体;二，人的思想作为客观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也是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三，客观世界和和人类思想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必然规律，不以各种表面偶然性为转移。

谈历史唯物主义，学界常用“山以凌尺故能高”赞誉。那么，历史唯物主义究竟高在哪里呢?看看它揭示的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就清楚了——

一，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厘清了动机、动力问题，进而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在阶级社会，人们的思想和动机，归根到底是由其所处的阶级地位决定的，所以寻找动机背后的动力必须着眼于阶级和阶级斗争。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要探求这一动力几无可能，“因为动因和结果的关系是混乱而隐蔽的”。一是因为生产规模狭小，生产速度慢如蜗牛，还看不出各阶级之间斗争的经济原因;二是因为剥削阶级的阶级偏见，有意识翻黄倒皁，证龟成鳖;三是因为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掩盖着阶级关系。而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社会上明显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对抗阶级，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争夺统治权的战士，这样社会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非常简单化了，“以致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恩格斯以英法两国为例，说明阶级斗争是理解社会历史的钥匙，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他幽默地写道：“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他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列宁后来评价：“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

二，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恩格斯推本溯源：阶级和阶级斗争还不是历史发展的最后原因，必须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后面，寻找决定他们的原因。他通过对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听并观，深刻论证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产生的物质经济根源，指出阶级的产生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第一，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阶级斗争“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而之前的资产阶级学者蠡酌管窥，不能解释阶级的产生，只能简单归结为政治的原因。第二，社会形态的更替，是由于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引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造成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另一方面造成大众日益贫困化，“这个矛盾必然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打碎保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发展。

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恩格斯贯微动密：第一，经济基础决定国家、政治制度。历史证明，“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二者比较，“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第二，经济基础决定法。法律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公法，主要指涉及国家制度等问题的法律，如宪法、刑法等;一种是私法，也称民法，主要指涉及公民财产权利的法律，如财产法、家庭法等。恩格斯认为，既然公法是涉及国家制度等问题的法律，因此和国家一样，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而私法，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其最终任务都是要维护和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第三，经济基础决定哲学、宗教等社会意识。哲学、宗教，虽然同经济联系更间接更疏远，且常被一些中间环节所模糊，但这一联系确实存在，始终未断，“意识形态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由是观之，恩格斯以《费尔巴哈论》给我们立了一个耸入云天的标杆!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费尔巴哈论》这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尤其应该被重新学习、加深理解。这对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出发吧!我们对真理所能表示的最大崇拜，就是脚踏实地地去履行它，无论在哪里都毫不动摇。

[作者李宜航，系中央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研修班(第1期)学员，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羊城晚报社副社长]